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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现代文学 2019-09-18 11:43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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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伤悲之处在于离异前后未有分别,离异让

  她摇摇晃晃地走过村庄,走过田埂,步履趑趄,背影萧索,就像那些年她走过的所有颠簸。

内陆来的余秀华,第一次看见大海时的兴奋劲儿,像极了个孩子,在浪与涛与沙之间行走,你仿佛有那么一刻会忘记,她是个行动不便的脑瘫患者。范俭问她:看到大海会害怕吗?余秀华对着镜头说道:怕呀,但站稳了,就不怕了......

  2017年,中国现代诗歌诞生百年。关于诗人余秀华的一部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在上海进行了首映。曾一度沉寂的余秀华重新被聚焦,被放大,被热议。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对一切不安定的事物充满了恐惧,可一旦你站稳了,正面地面对了,就不再畏惧些什么了。

  《摇摇晃晃的人间》是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入围金爵奖的唯一一部内地纪录片,该片还在被誉为“纪录片界奥斯卡"的第29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夺得了长片主竞赛单元最有分量的大奖——评委会大奖。

我对诗人余秀华没有过多的印象,隐约记得前两年,网络上有个所谓的诗人突然火了,在她诗人标签前面,更多出现的是“农妇、脑瘫儿”,然后是那首倍受争议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之后,我再无任何关注,我依然沉浸在顾城与谢烨激流岛的殒命,依然唏嘘舒婷与北岛的老去。朋友说顾城的眼眸,像极了鹿的通透,我点点头表示赞同,他的双眼如同他的心,亦如同他的诗歌般,像水晶般透彻,但也像水晶般清脆,一碰,便碎了一地。顾城们,我是有所了解的,可余秀华的世界,我全然不知,就算把《摇摇晃晃的人间》看完后,我试图写一篇文章总结这位诗人,却全然不知从何下笔。

  朱自清先生曾在他的《荷塘月色》里写道: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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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或毁谤,讴歌或唾骂,仅仅是别人嘴里褒贬不一的取舍,于她而言,每一场喧嚣的“盛宴”过后皆归于孤独,就像人去楼空,就像曲终人散。

一列火车划过金色的麦田,将这个世界裁成两半,一段是生养余秀华的河北农村横店,一段是这位脑瘫残疾者无法轻易企及的世界,那个世界光怪陆离,那个世界醉酒当歌,那个世界儿女情长,那个世界有每个人对那个世界的渴望,可对她来说,火车划过的线,就是她的边境,不受控制的身体,扭曲的脸庞和父母包办给她的婚姻,是她仅有的主权。现实击碎了她所有对外面世界的渴望,无论爱情,无论欲望。可在纪录片里,我听到她说:梦也是首诗。这一次是真的让我动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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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秀华的诗,我并没有太多的解读,有人说她的诗里,满是情爱与性,于是有人称她的诗为“荡妇体”,我全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就如同她自己回击中所说的:荡妇体就荡妇体,就算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那也是干干净净地睡你!坦荡地描写远比装模作样实际里思想行为肮脏来得高尚得多。难道残疾人就应该对性感到羞愧?难道女性就不能大胆地去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难道艺术创作就一定基于现实吗?噢,这不就是她被击碎的梦的一部分吗。当然,也有人说她是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同样的,我也并不赞同这样的说法,狄金森与余秀华有太多的不同,她知道爱情的滋味却没有婚姻,二十五岁后切断一切与世俗的联系,独自埋首在种满植物的温室里写下一千多首与灵魂交换的诗篇,她如僧尼般用诗与自己对话,而她的房子,就是她的伊甸园,再者,她是如此健全,两者全然不同呀。

  今年41岁的余秀华,早在成名前,也许根本没有想到,她的人生会因为一首诗而被彻底改变。

无论是谩骂还是吹捧,我感觉都似乎过了头,网络上,满是他人对她诗歌与个人生活的辱骂,以及她污秽不堪的回击;影片里,同样满是当着她的面吹捧赞美的座谈会、颁奖礼和电视访谈,我不知道她是否如他人所说的那般嘴脸,亦或者她是否沉浸在这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中,我不懂,总之,她在那年火了,她在《摇晃》这部纪录片上映时,又火了。她成功了吧!

  她的前半截人生可以概括为:因出生时倒产、缺氧而造成脑瘫,行动不便。虽然不能自食其力,她也要为生命找到一个支点。聊借一点幽微的光,摸索在生命漫长的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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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溯至2003年,余秀华已开始写诗,她蛰居的村庄,无边的麦浪、可望不可即的爱情、相依为命的亲情、无法医治的残疾,和无法摆脱的闭塞环境,在她的笔下,意象纷繁,心事疯长,绝望伴随着希望,就像破碎伴随着贪恋。

可,何谓成功呢?是成为知名的诗人受人膜拜?还是靠自己赚到了许多钱?在母亲眼里,这都不足以让她佩服余秀华,罹患重病的母亲说:只有家庭和睦了,一家人过好日子,她才佩服秀华。未曾想,一位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最大的期盼,不是赚多少钱,有多少名气,而是简简单单地经营好自己的家庭。到后来,我终于明白,《摇晃》这部纪录片并不是在讲述一位脑瘫诗人的成名史,而是一位残疾的农村妇女追求自由的故事,只不过,这位残疾的农村妇女多了一个头衔——诗人罢了。

  为了证明自己有养活自己的能力,她甚至想尝试着去学人家乞讨。这段经历如果不是她的母亲谈起,也许余秀华一辈子都不会主动触及,她说,那天我没有跪,我的尊严监视着我不让我这样做。

残疾人离婚是闻所未闻的,而余秀华选择做最勇敢的那个,细细看,她的婚姻是不幸的吗?似乎在我看来又不见得,丈夫四肢健全,二十年前倒插门来到余家,面对残疾的妻子,似乎基本的生理需求他都得不到满足,看起来老实本分的他与我所了解的许许多多辛勤的农民工并未有太大的不同,远赴城市在工地里打工,孩子上大学要养,过年过节才难得回家一趟。而余秀华与大多数选择留守的人一样,在家中养鸡种地,长期的分居两人的感情也平淡的很,却也够不成离婚的导火索。其实想想,他们的生活状态,不就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村家庭的一个缩影吗?哪来那么多轰轰烈烈的爱情。余秀华问母亲:究竟是为了自己活着,还是为了别人为了面子,母亲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为了面子!她回答得是如此的真实,不掺杂半点的掩饰。多少个父母,不让儿女离婚的原因,不就是怕旁人的指指点点,面子上挂不住。生活中总少不了那些“你们离婚了,可苦了孩子呀,你要多为你的孩子想想”,父母不曾想“儿女不就是你们的孩子,不也应该为你的孩子想想”,婚姻,总是那么难分难解对错。

  2012年她跑到温州,想找一份工作来安身立命,但很多人看到她的身体状况,几乎无一例外地予以拒绝。“诗人不幸诗歌兴”。其后她更疯狂地写诗。不想溺毙在痛苦的海洋里,她总要有一支竹篙,或者一根稻草,让她免于沦陷与被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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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最初想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时候,我选择了诗歌。因为我是脑瘫,一个字写出来也是非常吃力的,它要我用最大的力气保持身体平衡,并用最大力气让左手压住右腕,才能把一个字扭扭曲曲地写出来。而在所有的文体里,诗歌是字数最少的一个。”

余秀华要离婚,而且很坚决。

  在成名前,她写了两千多首诗。一个字一个字,被她费力地,甚至扭扭曲曲地写出来。

父亲说:秀华成了名人了,就把丈夫给蹬了,这外头的人,得说得多难听呀!婚姻可不能随自己的意愿去。时日不多的母亲,在一旁两眼泛泪。可就是会伤了母亲的心,会让父亲让人指指点点,就算丈夫的工友会说有钱有名了就要蹬了自己丈夫,就算需要付出她所有的积蓄,她都毅然决然地与丈夫协议离了婚。

  她的诗生于泥土,长在罅隙,带着一股原始的力量,就像那些一望无际的荒野中的稗草,餐风饮露,肆意拔节。

回过头来,问余秀华你所认识的爱情是什么时,我听到的并不是很清楚的答案,她只清楚自己不要什么而不一定自己知道想要什么。“命运不知道将我往哪个方向推,不知道哪一天会不会摔得粉身碎骨”。而离婚,就是她第一次不再听天由命,第一次尝试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之所以如此坚决地离婚,并非因为她出名了,丈夫配不上她了,而是她有了与命运叫板的机会。所以,当这个时候再来想她为何离婚时,一切显得不那么重要。

  2014年11月10日,诗刊社微信公众号选发了余秀华的诗,以《摇摇晃晃的人间——一位脑瘫患者的诗》为题进行重点推介。这篇文章在此后的几天“病毒般蔓延”,激起一波又一波阅读和转发的热潮。其后,她的那首堪称“石破天惊”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刷爆了众多社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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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的风格,就像她的伯乐刘年评价的那样:

协议离婚后,你会讥笑她的丈夫拿到补偿后露出的笑容,可当余秀华感慨如果不离婚,还有几天将走到二十周年,这时候他更正了余秀华,准确地说到:差十天,我们就结婚二十周年啦。语气中满是平静却有百分之一的惋惜。回到横店村,漆黑的小路崎岖不平,丈夫伸出手牵着摇晃着身躯的余秀华,生怕她摔倒,家中的小狗,摇着尾巴迎着他们回家。房间的床上,大红的鸳鸯被退却了颜色,前夫承诺逢年过节回来探望,平静的提着行李箱离开暂住了二十年的旅店和他名义上的妻子。

  “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

我深深地记住了她所说的那句话:婚姻的可悲之处在于,离婚前与离婚后,并没有什么不同。

  网络上,人们惊艳于余秀华的诗情直击人心,惊世骇俗,醉心于她的诗句清新质朴,热辣滚烫,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这,才是人世间最可悲的地方。

  但在其他的一些学院派和诗评家那里,却颇多不屑:“如果没有告诉你她是一个脑瘫患者,没有告诉你她生活的背景,只是一个农妇写的诗,我相信很多人感动的程度就要下降了。”“你说善良也罢,说糊涂也罢,更多的读者被同情心所绑架。”

  甚至有人直指她的诗“不堪入目”“伤风败俗”,属于“荡妇体”,是对诗歌纯洁性和神圣性的亵渎。

  在这场舆论的狂欢与“交战”中,她没有伶俐的口齿来迎战,可以帮助她去抵御那些明枪暗箭的唯有诗歌:“假如你是沉默的/身边的那个人也无法窃取/你内心的花园/内心的蜜/你的甜蜜将一直为自己所有……”

  对于被学者沈睿誉为“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她没有骄矜自得:“任何一个人被模仿成另外一个人都是失败的。狄金森独一无二,我余秀华也是独一无二的。”

  成名后,各路媒体蜂拥而至,各种活动纷至沓来。那个宁静的山村因为她而终日车马喧,她也开始奔赴各地去领奖,去交流,去接受膜拜的目光或者唾弃的眼神的洗礼。她顺理成章地实现了自己的诗集梦,并成为钟祥市的作协副主席,对于这顶“桂冠”,她头脑清醒:“作协副主席只是一个虚名,不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

  无论被重塑“金身”,或者依然被踩在脚下,她始终有一份平和的自我认知。步履蹒跚,生活继续。

  但对于爆火之后得到的一切,她又充满了感恩:“人生到此,仿佛所有的不幸、磨难,都得到了回报。我觉得超过了我应该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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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真正想得到的并未得到。

  譬如爱情。

  她高二后辍学,打工的很多地方都不要她,便赋闲在家。由于身体的残疾,只能降格以求,在父母的安排下嫁了一个大她12岁的男人,入赘余家。

  但她说这是一段让她悔恨交加的婚姻,他们不爱对方,生育,生存,仅此而已。这段婚姻,除了给她带来了一个现在已经在武汉念大学的儿子外,更多的是不幸和苦闷。

  丈夫常年在外打工。谈及他,称“我们没有任何交流,从不打电话,家,对他来讲只是个逢年过节的避难所。”

  他们是两个世界里的人,她笔下的蝴蝶、飞鸟,包括她的呓语,她的憧憬,在他眼里,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他的理想妻子和那些普通的农妇毫无二致,会干活,能生养,足矣!但她不是,她要的是一个能懂她疼她的男人,能与她的灵魂相和的男人。然而,在为数不多的共处时间里,他们除了争吵,就是相顾无言。

  “他从来不会在下雨天来接我,反而在我摔跤之后笑话我”。

  男人一年到头在外面打工,却从来没有带过钱回家,儿子从小到大的花费都是余秀华和父母承担。

  她无数次想离婚,付诸实施时,父母以死相逼。在很多人看来,一个农村妇女,一个伤残女人,有人肯娶她,已经是对她的最大恩赐,她还有什么好抱怨和挑剔的。

  余秀华对婚姻的厌倦出现在诗里: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

  所以当她如愿以偿地拥有了选择的能力后,她要坚决地为自己错误的婚姻做出了断:“这辈子做不到的事情,我要写在墓志铭上——让我离开,给我自由。”

  2014年,她终于结束了婚姻。她将之称作是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

  离婚时,余秀华给了前夫15万,并为他在村里买了一栋新房子。离婚后,曾经怒目相向的夫妻俩坐在同一辆车上回家,两人第一次如此相谈甚欢。余秀华笑得很灿烂,前夫也笑得很开心。她得到了自由,他得到了钱。

  他们让彼此都得到了解脱,虽然她也有自己的担忧:“害怕别人骂我,骂我成名后就要跟老公离婚,这就不好听了。怕被骂有了钱就把老公蹬了。”但在她看来,和自由相比,名声并没有这么重要。

  舒婷在她的《神女峰》中写道:“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她痛哭过无数个夜晚,但都不是在爱人的肩头。所以诗歌中那些关于爱情的描写,皆来自她的想象。

  她也曾热烈求爱,也经常调侃诗歌场合上遇到的男诗人。余秀华爱上过一个比她年纪大许多的文人,表白后遭拒。她哭了一整夜,最后胃疼得不得了。疼到后来吐血了。

  “一个人若太具备感情,是会自伤及伤人的。”她不会伤人,只有内伤。

  所以她真正的恋爱,仅发生在诗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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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她的诗里隐藏着“一只发情的母豹子”。

  几十年来,她所有的情感都压抑在内心,像蓄积的火山岩,无处纾解,无处释放,因此在她的心灵深处左冲右突,想寻找到一个出口,于是她的诗中也就有了这样一只发情的母豹子。

  她的诗歌多为情诗,只有情诗,才能让她在想象的爱的原野中肆意奔跑,淋漓尽致地宣泄,表达那些温柔的也是无助的,美好的也是残酷的欲念和神往。当她遇到枪弹和攻击时,也只能在绝望中撕扯自己的皮毛,舔舐自己的鲜血:“我根本不会想到诗歌会是一种武器,即使是,我也不会用,因为太爱,因为舍不得。”

  “痛”是扎在肉里的,有时她要将它们一根根地拔出来。

  但“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虽然离婚后,她获得了自由身,她的孤独一如从前。

  安妮宝贝说过,在这个世间,有一些无法抵达的地方。无法靠近的人。无法完成的事情。无法占有的感情。无法修复的缺陷。

  即便她倾尽全力,仍止于望梅。

  也许有了爱情,她可能写不出这样摄人魂魄的诗句,但如果可以,她宁愿做一个爱情的花痴吧,和任何一个陷在爱情里的小女人一样,去幸福地品尝爱的琼浆。然而囿于身体与现实的残酷,被爱远远放逐的她,只能将对爱的渴望,如星辰嵌到夜空里一样,嵌进她的每一首诗里。

  但有时那种爱,已不单单是情欲之欢、男女之爱,那从她不清晰的口齿里发出的,从胸腔里发出的,从骨头缝里发出的声音,更是对命运不甘的呐喊,是对她不曾得到的美好的呼唤。

  “切肤之爱和灵魂之爱,我都没真正经历过。我还是不甘心。”

  为什么要甘心呢,哪怕被命运强行摁倒在烂泥潭里,她也要摇摇晃晃地挣扎起身。透过布满乌云的天空,去寻找她玫瑰金的星光。

  有人说她很好战,早年在网络上动辄和别人掀起一场“骂战”。

  攻击性强的人,有一部分是源于天生的强悍,另一部分则是来自荏弱。越是自卑,越是敏感,越是敏感,却容易放大外界对她的反应,所以,为了保护内心那个脆弱的自己不被欺压,她经常伸出小兽一般的爪牙去对抗,去还击。

  她的倔强亦如她的亮冽:坐了很久/两块云还没有合拢/天空空出的伤口/从来没有长出新鲜的肉......

  在诗里,她撕裂那些伤口,裸裎那些真相,哪怕它仍在流血,哪怕它丑陋不堪。

  而我们习惯了逃避,习惯了遮掩,习惯矫饰那些并不完美的残缺,习惯在一声长叹后戴上自己若无其事的面具。

  在面对自己,面对他人,面对这个世界上,我们许多人都不及她的半分真实和勇敢。

  在沉寂多年的诗坛上,她的“横空出世”,就像一枚深水炸弹,炸得水花四溅,炸得乱云飞渡,没想到野蛮生长的农妇,竟能写出这般“振聋发聩”的诗篇,所以当记者问她,你有没有可以励志他人的故事还要说?她冷笑回:

  我励志个屁啊。

  苦难本身不具备任何意义,除非你能驾驭与升华它,否则它则可能成为一场摧毁。

  但无论是在成名之初,还是再度被推到风口浪尖,“脑瘫”二字始终是很多媒体和猎奇者对她关注的切入点。

  “把苦难放在诗歌前面是不对的,本末倒置了。我不喜欢别人给我贴标签,‘脑瘫诗人'、‘农民诗人'等,任何标签都有局限性,而每个人都是丰富的,写的诗也是不一样的。我不回避‘脑瘫'的事实,但希望人们更多去关注我的诗。”

  眼前这个说话、行动都难于常人的女诗人,比许多健康人更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她不在乎得到的那些奖项,也不在乎人们给她贴的那些标签,她只想痛苦时有酒,清醒时有诗,余生有爱。

  她强调自己,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是一位农民,最后是一位诗人。她感谢记住这个顺序的人。

  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里,作者周励回忆她曾在上中学时写过一封为正义发声的信,这封信后来被塞进她的档案里,成为莫须有的“罪名”,为此她连参加兵团代表大会的资格都被取消,不能和别人一样享受那小小的荣光。

  她曾和一起被下放的兵团的战友,两个可怜的少女,在北大荒的旷野上,漫天的飞雪里,相拥痛哭,那种被孤立的茫然无助,被遗弃的巨大恐慌,是她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梦魇。

  后来,那个可能让她一辈子都不得翻身的“污点”被清除。

  她为此感叹,有时候,和别人一样就是幸福。

  有多少人倾其一生,想达到的彼岸,不过是能和普通人一样,对她而言,拥有一个健全的身体,拥有一份可以互相懂得的爱情,是她的桃花源,亦是她的乌托邦。

  “需要多少人间灰尘/才能掩盖住一个女子/血肉模糊却依然发出光芒的情意……”

  这情意,无数次被质疑,被轻慢,被鄙薄,被坚拒,但仍执拗地不肯被遮蔽,被掩埋,就像她因诗歌而发出的那些光芒。

  “命运不知道把我往哪儿推,会不会忽然间摔下来,粉身碎骨。”

  没有什么人是真正无所畏惧的,对于这变幻莫测的世界,对于无法清晰洞见的未来,谁不是一边彷徨,一边前行。但没有“粉身碎骨”前,她仍一路摇摇晃晃地走着,以她的诗歌为拐杖,以她的情意为光芒,在这稀薄而喧嚣的人世间,孤独地爱着,丰饶地活着:我臣服我的卑微,但你永远夺不走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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