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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文学小说 2019-09-18 11:43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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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依旧似落花,法国巴黎法源寺

康有为面容悲戚,无奈地点了点头。他走出法源寺的时候,谭嗣同的旧句,一直在他嘴边: 柳花夙有何冤业, 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堕水尚成离…… 在人世的沧桑中,他与大半的同志堕水成离了,近四十年后,还在今天补上当年的小普净!普净今天的一席话,使他突然顿悟到:他的一生,总是与时代相错,不是早于时代,就是迟于时代。在三十年前,人们说他是洪水猛兽;在三十年后,人们说他是今之古人。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他不同意他已迟于时代。他深信他的救国方法,“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但是,他们呢?他们要千万人头落地,落地以后,还不知要多少年的全国陆沉鱼烂之惨,才能有个眉目。当然,他是看不到了,看不到,倒也是幸运。中国三十年前在旧一代的祸国者手里,三十年后在新一代的祸国者手里,现在又有新一代的革命者出来救国,救国者要打倒祸国者,像普净这种人,他们的真诚、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勇于牺牲,都是令人敬佩的、都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谁能把握住未来的发展,会如其所愿?设计未来是容易的,从设计角度看,他不相信时代跑得比他快。他现在还是先知,他写的《大同书》,二十万字之多,是对世界未来最详尽的设计。他十九世纪在中国搞变法,却在二十世纪为世界画蓝图,这才是先知。先知的眼光就是要远,在人们只关心朝廷的时候,他关心到中国;在人们只关心中国的时候,他又关心到世界。他总是朝前去了,可是人们还回首朝背后指点他,他觉得好孤立。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欣赏过去的他;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追怀现在的他。那时候,他早已不在人世了——这就是先知的下场,他只有未来,却只能活在现在。在这次来菜市口、莽苍苍斋、法源寺以前,他先到广东义园,凭吊了袁崇焕的墓,凭吊“有明袁大将军”,表达他对当年到北京救国而牺牲的广东前辈的敬意。他登上广渠门,面朝北,左右望着。广渠门左边是袁崇焕的墓地,广渠门右边就是袁崇焕为保护北京皇帝、人民而血战的旧沙场。谁能想到,当年拼命在沙场上保护皇帝、人民的人,却在八个月后,被皇帝下令千刀万剐而死。而在执行千刀万剐之时,人民误以为他是卖国贼,争着跑上前去咬他的肉,甚至出钱买他的肉来咬!只不过一墙之隔,却隔掉了多少人间的情义与是非!记得佘法师说过:“袁督师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如今,轮到他康有为自己了,他也正好碰上清朝,清朝说他太前进,民国又说他太落伍,在夹缝中,他也为群体牺牲得不明不白。清朝时候说他太前进,他承认;可是民国到来说他太落伍,他却不服气。原因只是他过去做先知带路,带得与人们距离近,大家跟得上;可是,现在他做先知带路,却带得与人们距离远了,大家跟不上了,跟不上却还误以为他落伍,这不是他的悲哀,这是追随者的悲哀。自戊戌以来,他亡命十六年、历经三十一国、行路六十万里,全中国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他深信他的见解是深思熟虑的、是无人可及的。可是,他见解日新、人却日老,没人再听他的了,普净是他最后一个听众,也是最好的,但普净不是追随者。最后,康有为走在落日前面,连追随他的自己身影,也不在自己背后了。 ※※※ 普净送他到了门口,站在法源寺门前,他转过身,面朝着寂静的古刹,朱红的大门半开着,正衬出人的庄严和庙的庄严。“再见了,普净;再见了,法源寺。”他有一点哽咽,但还是说完了内心的自语:“你们曾看到我青年的梦幻、中年的梦碎,却未必看到我老年的梦境,我老了、我走了、我不会再来了。” 转过身来,他没有回头,但却挥手告别。普净眼眶湿了,静静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康先生老了,他走得那么慢——”普净突然若有所悟,“可是,在最后这段路里,他还是走在我前面。”

书名:《北京法源寺》

作者:李敖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社,2004

算起来看过李敖的电视节目访谈,也看过他在高校的讲座(录播),知道他毕业在北京四中,拥护我党,贬损蒋秃。也知道他曾几次入狱,在狱中研读国民党党章国宪,创办杂志,几尽封杀。也知道他上康熙,小S坐在他腿上,还听说康熙曾说录最后一期要请他,反遭李敖调侃。但话说回来,李敖的书只看过这一本,要不是因为下周有同名话剧要上演,我可能也不会翻开这本《北京法源寺》。

看到有人评论说李敖这本书难得正经,我虽对他爱在文字上耍流氓有所耳闻,但也没抱着看完这书就要直奔红磨坊发泄兽欲的期许,更何况,这书让我很多次发出感叹:啊,原来是这样,原来还可以这样,是不是就是这样。

此书就民国几位家喻户晓,对变法、对革命有突出贡献的急先锋的事迹开展,大的历史环境和进程不多说,反而是对最微观的思辨进行详尽填充,将文言改成白话,将典故说的清晰,努力还原在当时历史环境下说服与被说服之间的你来我往,用生动,用还原,用再现都很难传达我在看这本书时给我带来的惊喜。

对于民国,我自诩多看了些书,买大部头的史话、演义、纪事来补足对于那38年的空白。每每看到书中提到我没见过的掌故或是对我空白时间段进行补足都让我欣喜。而这些我自认为很牛逼的储备在本书都不涉及,它涉及了一座北京古刹——法源寺。

唐太宗打高丽失利为纪念亡灵冤魂盖悯忠寺;

北宋钦宗因他爹做了三十一年囚犯在悯忠寺;

南宋进士谢枋得不为元朝做官饿死在悯忠寺;

雍正想起这座忠烈祠给悯忠寺题字“法海真源”;

康有为第一次和余方丈谈善因善果在法源寺;

梁启超与谭嗣同就出世入世寻回向在法源寺;

谭嗣同密约袁世凯杀荣禄围西太后在法源寺;

大刀王五和余方丈被义和团围剿陨在法源寺;

张作霖绞死共产党员李十力被移柩在法源寺。

现在庙中那最古老的两个莲瓣形的青石柱础,更在千年百眼中存在。建悯忠寺时代的所有建筑,全都不存在了,只剩下这两个石础,令人据之想像当年。

从康有为对戊戌变法的从一而终,到谭嗣同舍身取义为变法而死,再到梁启超认为变法不通转为革命,再到王五忍辱负重只为反清复明,每一位在历史变革的夹缝中挣扎的勇士都抱有对自己笃信的信念坚持不懈的任性,不“可为”而“为之”背后是努力唤醒更多使之成为“可为”的变革者,告诉他们,“为”下去,才能救中国。他们是寂寞的先知。

…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欣赏过去的他;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追怀现在的他。那时候,他早已不在人世了——这就是先知的下场,他只有未来,却只能活在现在…

…记得余法师说过:“袁督师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如今,轮到他康有为自己了,他也正好碰上清朝,清朝说他太前进,民国又说他太落伍,在夹缝中,他也为群体牺牲得不明不白。清朝时候说他太前进,他承认;可是民国到来说他太落伍,他却不服气。原因只是他过去做先知带路,带得与人们距离近,大家跟得上;可是,现在他做先知带路,却带得与人们距离远了,大家跟不上了,跟不上却还误以为他落伍,这不是他的悲哀,这是追随者的悲哀…

我们唏嘘在现在的社会不会再有如变革时涌现出的大量英雄,大量忧国忧民志士。但我一直认为这是好事。居安思危仅仅需要挂在汽车反光镜上,偶尔随着汽车的惯性晃动两下,提醒自己,而不是张贴在墙壁、广场、屏幕,让我们时时保持革命的斗志,誓死的决心。我们也常说在某个仁人志士身上看到了古人的影子,用显微镜放大优点,但那是后天的阅历,更是先天的气质。李敖在书里提到,当康有为花甲之年再回到法源寺,40年,像有古人,像有来着,像一瞬间。

…正因为结局是从今而古、从古而无,所以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用来怀古,反倒不是减少而是加多。你自己生命减少,但一旦衔接上古人的,你的生命,就变得拉长、变为永恒中的一部分。即使你化为尘土,但已与古人和光同尘,你不再那样孤单,你死去的朋友也不那样孤单。你是他们的一部分,而他们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的一部分。那时候,你不再为他们的殉道而伤感、怅惘、痛苦,一如在法源寺中,你不会为殉道于此的谢仿得而伤感、怅惆、痛苦,你也不会跟谢枋得同仇敌忾,以他的仇敌为仇敌。你有的情感,只是一种敬佩,一种清澈的、澄明的、单纯的、不拖泥带水的敬佩。那种升华以后的苍茫与沧桑,开扩了你的视野,绵延了你的时距,你变得一方面极目千里,一方面神交古人,那是一种新的境界,奇怪的是,你只能孤单一人,独自在古庙中求之,而那古庙,对他说来;只有法源寺。

谈到这本书,必须会谈到康有为和余方丈在庙内关于善行、善因的争执;必须会提到谭嗣同告别梁启超,甚至说服所有人他必须选择就义,而不是自杀、不是逃跑、不是求东山再起,不是等执政庇护的说辞(这段我太喜欢了,力荐);必须提到谭嗣同与梁启超对于‘死去活来’、回向的严肃辩论,必须提到康有为是如何一步步说服翁同龢,将万言书呈给皇上等等等等。我被李敖一次次问住,又一次次被说服,又被一次次反驳,直到没了主意。有人说事实胜于雄辩,但历史到底是不期而遇、恰逢其时的偶然,还是在精雕细琢下有理有据的必然呢。

法源寺,这座千年古刹用冷漠的目光守望,望着新人成旧人,望着旧朝换新朝,望背叛,望义气,望希望,望失望,它从建立之初就是为了追念那既可怜又忠诚的4万勇士,千年过去,你悯忠的名字和法源的身世注定与权贵无缘,而与棺木作伴,你记录我们的短暂。

不过,我们乐见你的仁立,我们一代一代,把中国人民的血泪寄存在你那里——你的生命,就是我们的。

(请原谅我摘抄的过多,李敖写得太好,好到舍不得转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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